善于講故事是古今中外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的共同特點，更是中國共產黨領袖的過人本領。習近平總書記就是善講故事的大家。無論是會議發言、調研談話，還是出訪演講、報刊文章，他都善于用故事來打動人、說服人、啟示人和引導人。這些故事不僅充滿感性之美，而且富有理性之美，更具有靈性的力量，洋溢著“中國智慧”和“中國風格”，深刻彰顯“中國故事第一主講人”的實踐智慧與領導風格。

  感性是美而動人的，是活潑而充滿生命的。習近平總書記講述的“中國故事”就是活潑而充滿生命的，是美而動人的，讓人們能夠通過生動的故事領悟深刻的道理。

  在主政浙江時，習近平引用經濟學中的“木桶理論”，用以說明要把補足短板、協調發展融入到改革發展實踐中的道理。他說，一只木桶的裝水容量不是取決于這只木桶中最長的那塊板，而是取決于最短的那塊板。同樣道理，一個地方要發展好，一個國家要發展好，不僅取決于發達地區，更取決于欠發達地區。這種用最簡單的小故事來說明政治經濟生活中的大問題的講述和說明方式，可謂通俗易懂、雅俗共賞。

  如果說通過講述“木桶理論”深刻闡釋了協調發展的重要性，那么，2014年2月在接受俄羅斯電視臺專訪時，他則進一步以“十個指頭彈鋼琴”為比喻形象地闡述了協調發展的內涵。除此以外，在浙期間，在論及發展問題時，習近平還借用“地瓜理論”，非常生動形象地描述“跳出浙江發展浙江”的現象。聯想到為了汲取更多的陽光、雨露和養分，地瓜的塊莖始終在根部，但藤蔓卻向四面八方延伸，人們自然就會明白應以更寬闊的視野、在更大的范圍配置資源、在更大的空間實現更大的發展的道理。

  除了用諸如木桶、地瓜、鋼琴等感性的事物說明發展中的哲理外，習近平所講故事中的數字也充滿了感性的力量。譬如，在講勵志故事時，他講自己在陜北插隊時，聽說一個知青有《浮士德》這本書，就走了30里路去借書，后來那位知青又走了30里路來取書的故事。應當說，這“30里借書，30里討書”的佳話，極為生動地說明了文藝的力量。在引導全黨要以好文風體現好作風，反映真能力和真水平時，他講述毛澤東同志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起草的碑文只有114字，卻反映了一部中國近代史。1975年鄧小平同志負責起草周恩來總理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報告，只用了五千字。實際上，習近平引用114字碑文和五千字報告的例子，就是要說明一篇好文章完全可以做到既短小精悍，又內容豐富深刻。可以說，無論從數字看、從對象看，還是從語言看，這些故事都是感性的、動人的。不僅展現了“中國故事”的感性之美，而且彰顯了習近平總書記思想的感性魅力。

  相對于感性的美、動人和歡愉，理性則是深刻的、洞察的。它需要以歷史、概念、思維與邏輯來展現自身的現實性和力量，即以深刻的道理說服人。習近平總書記講述的“中國故事”不僅僅是活潑的、充滿生命的，而且是歷史的、深邃的，充滿邏輯的。

  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他引用路遙的座右銘“像牛一樣勞動，像土地一樣奉獻”，引導文藝創作，寄語文藝力量。他說，文藝創作是艱苦的創造性勞動，來不得半點虛假。那些叫得響、傳得開、留得住的文藝精品，都是遠離浮躁、不求功利得來的，都是嘔心瀝血鑄就的。我國古人說：“吟安一個字，捻斷數莖須。”“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古往今來，文藝巨制無不是厚積薄發的結晶，文藝魅力無不是內在充實的顯現。可以說，那些德藝雙馨的文藝大家無不有著心無旁騖、沉潛穩重的品質。

  2013年9月，在出席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八次峰會期間，在會見德國總理默克爾時，他用“牛頓力學三定律”來闡述中德關系的大方向、新機遇和新問題。他說，總理女士是物理學博士，我由“牛頓力學三定律”聯想到如何更好推動中德關系發展。一是牢牢把握中德合作的“慣性”。二是通過深化務實合作提升中德關系的“加速度”。三是減少兩國關系發展的“反作用力”。考慮到默克爾是物理學博士出身，從政之前一直是科研工作者，這里以牛頓力學為喻，既是對西方文化的合理發揮，也體現出對默克爾學養的尊重，更能增進對方對中德關系健康發展的認同與理解。

  在中國科學院第十七次院士大會、中國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會上，習近平在追問中國科技為什么落伍時講道，1708年清朝政府組織傳教士們繪制中國地圖，后用10年時間繪制了科學水平空前的《皇輿全覽圖》，走在了世界前列。但是，這樣一個重要成果長期被作為密件收藏內府，社會上根本看不見，沒有對經濟社會發展起到什么作用。習近平講《皇輿全覽圖》的故事，就是要引導人們認同這樣一個道理：科學技術必須同社會發展相結合，學得再多，束之高閣，只是一種獵奇，只是一種雅興，甚至當作奇技淫巧，那就不可能對現實社會產生作用。同時，也折射出習近平總書記不僅熟讀史書，對中國歷史了然于心，而且善于思考，能夠從歷史中總結出國家興衰治亂的密碼的思維品質和實踐智慧。

  如果說感性體現事物的客觀實在性，理性展現事物的內在規定性，那么靈性則反映事物內在的精神支撐和價值蘊藏。有了靈性，個體的成長與自我實現才有了價值和信仰的依歸。

  在引領寧德擺脫貧困時，習近平曾講述，馬克思就是在他一生中最貧困潦倒的時期寫成《資本論》的。他在1852年2月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寫道：“一個星期以來，我已達到非常痛快的地步：因為外衣進了當鋪，我不能再出門，因為不讓賒賬，我不能再吃肉。”即使這樣，馬克思也沒有屈服，沒有停止工作。這里，習近平講述共產黨人精神導師貧困而志堅的故事，正是要激勵和引導廣大黨員干部堅定理想信念，保持高尚氣節。聆聽這一故事，人們不僅能夠品嘗到故事本身所洋溢的信仰的味道，而且會深深感佩于故事主講人的神往與追求。

  在出訪美國演講憶及梁家河的變化時，他說那時候，我和鄉親們都住在土窯里、睡在土炕上，鄉親們生活十分貧困，經常是幾個月吃不到一塊肉。我了解鄉親們最需要什么！后來，我當了這個村子的黨支部書記，帶領鄉親們發展生產。我了解老百姓需要什么。我很期盼的一件事，就是讓鄉親們飽餐一頓肉，并且經常吃上肉。應當說，作為大國領袖，站在世界舞臺中央向世人闡釋中國，不是用宏大的場景描述，而是選擇了一個對他個人而言最具意義的村莊。這樣的選擇，不僅讓世人感知到了梁家河的今昔變化所反映的中國的發展變化，也體悟到了他不變的“初心”。

  總之，無論是“最憶是杭州”所傳遞的中國“不是要營造自己的后花園，而是要建設各國共享的百花園”的新機制新倡議，“瀛臺夜話”對中國百年夢想的言敘，還是“時間都去哪兒了”“蠻拼的”，以及“APEC藍”“紙牌屋”等對新語匯的靈活運用，每一熱詞背后都展開著生動的“中國故事”。不僅展現了習近平總書記思想的力量，而且使人能夠深切感受到“中國故事”的靈性智慧和風格。